今天给各位分享分析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的知识，其中也会对[6]翟虎渠.坚持依靠政策、科技与投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J].农业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导读目录：
1、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产业升级的逻辑内涵、现实困境与出路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打造理论特色鲜明、湖湘特色突出、新媒体特色明显的网络理论宣传品牌，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星辰在线特色网络理论平台《湘江理论》特联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推出《湘江理论·师大社科》专栏。希望通过权威期刊与重点网络理论平台的联合，刊发推荐一系列优秀的学术研究作品，推动优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作者简介
袁冬梅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理论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大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产业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城镇化与区域对外开放等方面的研究，主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及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攻关项目子项目各1项，在《管理科学学报》《中国软科学》《财贸经济》《经济评论》《国际贸易问题》《中国人口科学》等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或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详摘;出版学术专著2部，参著著作4部，著作或论文成果荣获第十五届、第十四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
李恒辉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金 京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产业升级的逻辑内涵、现实困境与出路
——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分析
核心提示
西方经济学基于比较优势视角的产业升级理论，因未能触及产业升级背后的资本逻辑和生产关系，难以科学揭示产业升级的形成逻辑、经济本质及其价值分配效应，进而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困境的原因。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文章阐释了产业升级是资本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内在推力与平均利润率下降外在压力的作用下追求扩张和增殖的显性结果，其本质为产业资本增殖能力培育和累积的动态过程。在现有国际分工形式下发展中国家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的产业升级路径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以马克思分工思想和资本循环理论为基础，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是发展中国家突破产业升级困境的关键。
内容精选
产业升级作为驱动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自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诞生以来，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对外发展贸易和对内指导产业升级的基本法则，并沿用至今。然而，从发展中国家应用比较优势理论推动产业升级的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相关国家甚至陷入了社会扩大再生产难以延续以及贫困化增长恶性循环的“比较优势陷阱”，比较优势理论日益显露出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路径指导作用的局限性。
中国早期也是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并逐渐发展为世界上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中国逐渐面临国际循环动力衰减、外部需求下降的局面，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衰减态势明显。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中国关键核心领域频频被“卡脖子”。这些现象既凸显了中国低附加值产业逐渐失去竞争力且短期内难以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的现实困境，又显示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成为国家安全大战略的重要一环。
当前，中国产业升级进程已经触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优势产业领域，并开始慢慢动摇相关国家在世界产业竞争格局中的垄断地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本文从中国发展实践的需要出发，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重新审视产业升级的形成逻辑和经济本质，并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面临的“比较优势陷阱”困境和出路作进一步探讨，由此提出推动当代中国产业升级的若干政策启示。
有关产业升级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配第-克拉克定理”。科林·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归纳多个国家和地区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产出资料，指出一国劳动力将随着本国经济发展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由此最早揭示了产业结构演化规律。随后众多学者基于产业间分工的角度从国民经济演进视角提出了许多经典的产业结构理论，如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库兹涅茨法则、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等，这些理论均体现了结构主义的产业升级思路，主张一国经济增长得益于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自此，结构主义的产业升级思想逐渐被纳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学科框架中，并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推广和应用，用以指导本国产业发展实践。
随着国际贸易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不少学者基于国际分工视角研究一国产业升级的路径。Akamatsu认为工业后发国家要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目标，其产业要依次经过进口、国内生产、出口三种不同发展阶段，其工业化要经历轻工业化-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的过程，由此提出了“雁行产业发展模式”。Kojima则从产业转移的角度提出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日本发展水平的国家，需要逐渐缩减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转移至国外来实现产业升级。上述研究开启了对动态化比较优势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产业结构升级思想，也体现了产业竞争力升级的思路，即后发国家可以引入先发国家的技术和资本，在此基础上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或工艺流程再造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再利用低成本优势向先发国家出口，从而实现后发国家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目标。
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性产业竞争，逐渐推动产品生产过程突破单一国别界限，转而进行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布局。Gereffi通过调查分析墨西哥和东南亚服装产业发展情况，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理论(GCC)，指出在商品链分工中，产品生产过程中以产业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者驱动与产品流通过程中以商业资本为核心的购买者驱动主导着全球商品链，并将产业升级的过程概括为从代工生产到原始设计生产再到自有品牌生产的演进历程。Humphrey 和Schmitz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全球价值链理论(GVC)，指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产业资本将不断突破升级屏障以获取更高附加值，并归纳出产业升级的四种类型：产品升级、链条升级、功能升级和工艺升级。之后大量学者进行了拓展研究，从而形成了更为成熟的全球价值链理论(GVC)，涵盖了对生产在地理空间的片段化、价值链动力和治理、价值链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等细化的内容。全球价值链理论为产业升级赋予了在国际分工体系下更丰富的内涵，极大拓展了产业升级研究的广度，为发展中国家通过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更多产业发展机会提供了理论支持。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理论视角对产业升级的实现过程、实现机制、经济本质等进行了探讨。部分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思想，指出工业化的本质就是延伸生产链条以及持续的资本品积累过程，而制造业转型升级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本质上属生产方式革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技术进步与价值观的统一，需要资本“脱虚入实”，需要产业部门间的协调发展。任颖洁和李成勋则基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演化规律，指出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的提升驱动着需求结构和资源结构发生变化，打断了旧有技术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平衡，而产业结构升级就是适应新的变化和平衡的内在演化过程。也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产业升级的经济学思想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进行了一般性探讨，指出产业升级的核心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竞争外在压力和追求超额利润内在推力的驱使下，通过不断引入新方法、新模式和新技术而获取产业发展能力累积的动态过程就是产业升级过程，产业各部门经济活动中既有能产生价值创造的生产部门，也有分割和扣除生产部门所创造价值的非生产部门，协调好各部门资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的关系是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关键。
总体来看，上述两类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基于比较优势视角研究产业升级的文献未深入剖析产业升级背后的资本逻辑和生产关系;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则未结合现有的国际分工形式对产业升级及其演进形式的一般性特征进行概括。正因如此，上述研究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难以作出全面的解释。综上，本文结合现有的国际分工形式，以马克思分工理论为基础，在拓展分工演进形式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产业升级的形成逻辑和经济本质，并从国际分工两重性视角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现实困境和可能出路进行深入探讨，由此提出推动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二、马克思分工理论视角下产业升级的形成逻辑与经济本质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论证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学者提出的专业化分工理论的科学成分，并从“协作”视角将分工的研究延伸到生产关系方面。分工发展及形式演进作为劳动方式发展的重要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重要中介便落实在了“分工”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资本成为成就分工并支配分工形式演进的统治力量，而产业升级作为资本追求增殖、攫取利润在分工形态上的呈现，则随着分工形式和内涵的演变而演变。
(一)产业升级的形成逻辑
产业升级作为资本追求增殖在分工形态上的呈现，伴随着分工形式的演进表现为资本扩张形式的变化。图1展示了分工演进和资本扩张视角下，产业升级从结构升级到竞争力升级再到价值链升级的演进历程。三种分工形式和产业升级形式存在着时间上递进和空间上并存的特征，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生产力和资本积累准备，且随着分工形式演进到以产品内分工为主导时，三种分工和产业升级形式可以在一国内同时存在。
1.产业结构升级是资本在产业间分工形式下的扩张结果
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促使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卷入资本主义产业国际分工体系中。随着19世纪中后期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创新与广泛应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显现出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加速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间国际贸易和分工发展，产业间分工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
产业间分工形式下，不同产业部门因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等量资本投在不同产业所获取的利润也存在差异，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同诸产业部门会因资本有机构成的不等，在一定限度内，还因周转时间的不等，致有不等的利润率”。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乃至超额利润是资本扩张行为逻辑的必然要求。资本为满足自身扩张需求，新增资本或投资于较低利润率产业的资本必然经由资本流动和转移的形式同高利润率产业资本进行竞争。在竞争中，资本必然会不断流入高利润率产业，致使高利润率产业产品供给增加，产品价格和利润率则随之降低;相对应地，资本不断从低利润率产业流出，致使低利润率产业产品供给减少，产品价格和利润率则随之提升。资本在产业间流入与流出导致不同产业间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产业间分工形式下的产业升级过程。
2.产业竞争力升级是资本在产业内分工形式下的扩张结果
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产业间分工形式的出现，还推动了产业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二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加深了产业内的专业化生产程度，推动产业内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以现代工艺和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内分工逐渐取代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并逐渐成为“二战”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间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
产业内分工形式下，一方面，为突破工作日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限制，资本“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法，然后才能把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个别资本家通过创新组织模式和生产技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推动产品生产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资本家也开始更多关注产品生产的质量和差异化，通过推动产品不断迭代升级获取更高的附加值和利润率。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在泰勒原则指导下通过实施“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实现汽车产品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丰田汽车公司通过发动机高燃油效率的技术创新实现汽车产品使用的经济性，两者分别通过组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实现了产品差异化生产，并成功取得在同一产业内市场中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3.产业价值链升级是资本在产品内分工形式下的扩张结果
无论是产业间分工抑或产业内分工，分工的界限都还是产品，在范围上尚可归属为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分工形式。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信技术与工业生产的深度融合，促使生产特征、分工组合及产品价值链加速演变，传统的以要素比较优势为基础、以产品为分工界限的竞争模式逐渐被打破，产品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
囿于生产力发展和所处时代限制，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产品内分工形态，但是基于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生产过程的片面化和非独立化特征，马克思提出了在技术可行前提下产品按照工序分工并在空间分散化生产的思想，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作了前瞻性论证。产品内分工形式下，生产过程分化为两类主要功能：研发设计和加工制造。流通过程也分化为许多功能，如订单处理、物流仓储、营销、批发、零售等。此时，一种商品形成过程的不同环节由不同的企业承担，处于价值链链主地位的资本专注于高技术的研发设计环节和品牌营销的流通环节，而将加工制造环节都分包出去。例如苹果、英特尔等跨国企业巨头，他们并不完整参与组成商品价值链的所有环节，而是仅以模块的形式承担产品某一环节职能并专注于其创新和升级，并由此攫取价值链上的巨额利润。由于等量资本投在商品形成过程的不同环节获取的利润存在很大差异，投资于较低利润率价值链环节的资本必然会通过资本流动和转移的方式同高利润率环节资本进行竞争。资本根据利润率高低进行流入与流出的行为，会导致商品形成过程中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产品内分工形式下的产业升级过程。
(二)产业升级形成逻辑中体现出的经济本质
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仅将资本视为生产要素，马克思经济学视阈下的资本不仅具备生产属性，还兼具社会属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并不是一物件，那是以物为媒介而成立的人与人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如图2所示，基于资本的双重属性，本部分揭示出产业资本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内在推力和平均利润率下降外在压力双重作用下，为追求资本增殖而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及其形式演变的经济本质。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内在推力
马克思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在此基础上，资本雇佣劳动推动了生产资本化，缔造了工厂内部分工，而借助社会分工和工厂内部分工空间分散化网络，进一步将交换和分配也资本化了，促成了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间的互相衔接和协调，共同构成了一幅分工的动态画卷——资本化的劳动分工体系。因劳动分工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代表着该分工形式下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引起分工形式演进，而当旧分工形式被新的分工形式取代并对生产关系产生主导作用后，在一定时期内，新的分工形式更适合生产力发展需求，解放出旧生产关系下束缚的生产力，并不断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但新分工形式主导的生产关系也可能因生产力不断发展由适合生产力发展需求而变为不适合，甚至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此时就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并开始新一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分工形式继续向前演进。
2.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外在压力
马克思指出，“竞争会这样把社会资本，分配在各不相同生产部门间，使各部门的生产价格，得以中位构成的诸生产部门的生产价格”，“各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竞争，又引起生产价格，使各不同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均等”，即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资本为追逐利润的相互竞争会引致本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升，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本部门利润率会不断下降，并最终趋同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而且，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不是仅在个别部门发生，而是在资本主义一切生产部门都会出现。因此，平均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不可逆转的、长期的规律。在这一规律作用下，产业资本为了在不同分工形式下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并获得超额利润，必须推动产业升级以实现更多剩余价值的获取，否则很有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单是商品的生产，在本质上，且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本能冲动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分工形式的演进，而在不同分工形式下，面对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外在竞争压力，资本为追求超额利润的逐利行为驱动着产业升级及其形式的演进。
三、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现实困境
当代西方经济学视阈下的比较优势理论放弃和背离了“斯密传统”——劳动价值论，并且刻意放大了斯密和李嘉图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假定，即分工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都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通过自由贸易而公平受惠。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从资本逻辑和生产关系视角揭示了国际分工及其形式演进存在的不平等关系，为探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现实困境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面临的“低等收入陷阱”
在产业间国际分工形式出现前，西方国家通过全球范围的殖民主义运动，以暴力和欺诈等手段开展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产业间国际分工的出现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掠夺提供了“高明”的手段。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指导”或“劝诱”下，发展所谓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进口工业品并出口原材料”方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地。马克思指出，“机械经营压倒外国手工业生产物的结果，强迫地使外国化为自己的原材料的生产地”，从而“一种新的与机械经营支配相适合的国际分工，于是发生了，当世界某一些地方成为主要的工业生产区域时，其他各地即转化主要的农业生产区域”。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是一种绝对的隶属关系，但母国的经济学者，却支吾其辞地，欺骗地，把它表现为购买者与贩卖者间的自由契约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凭借“受过洗炼的文明化了的榨取手段”，掩盖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性质。
当然，今日的国际分工已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形式的演进并未改变其本质。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形式下，资本主义国家跨国企业开始专注于密集使用关键资源能力的环节，并同发展中国家企业组成产品价值生产网络。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研发领域的生产条件和流通领域再生产条件的垄断，由此获得了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所创造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力，从而攫取高额利润。并且，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不平等性质看起来更加隐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国际上积极推行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往往会积极主动地通过“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参与国际分工。而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固化，发展中国家的局部生产加工制造企业很容易沦为价值链条上的“畸形物”和“片面器官”，丧失完整生产与销售产品的能力，导致劳动异化出现在企业层面。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初衷是希望借由国际分工的“普惠”性质促成本国产业升级和国民财富增长，但现实效果却并不理想，甚至陷入了“低等收入陷阱”而导致贫困化增长的恶性循环。
中国早期也是遵循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获取全球化发展红利中实现本国产业发展和壮大。但从全球价值链位次和利润分配看，目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仍然较低，获得的利润有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核心技术和品牌营销渠道，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能够获取丰厚的利润。尤其是随着产品内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固化，在成本和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国内逐渐滋生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风气，严重削弱了中国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使我国产业面临锁定在全球生产网络低端的风险。
(二)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
纵使部分发展中国家成功跨过“低等收入陷阱”，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又可能因为片面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或者遭遇资本主义垄断竞争导致产业升级失败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二战”后不依靠资源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的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泰国、墨西哥、巴西等国在成功迈入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行列之后难以继续提升，长期在中等收入水平滞留。究其原因，相关国家利用农产品、劳动力资源等发展初级工业制成品产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没有及时调整和转变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同时盲目地学习发达国家工业化成熟阶段的三次产业间结构转换模式，过早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导致本国工业增长乏力、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以及社会扩大再生产难以延续，以致面临经济增长乏力和居民收入难以持续增长的局面。另外，当相关国家发展到可以同发达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阶段，因压缩了发达国家的增值空间，发达国家必然会通过知识产权垄断、技术垄断、金融霸权等多种资本主义垄断竞争手段来干扰和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和分工地位的提升，并美其名曰“自我保护”。
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追求三次产业发展的结构转换，显露出快速、过早的“去工业化”趋势，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学者表达了对国内“去工业化”的担忧，制造业的国民主体地位逐渐被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认同，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中国制造2025》，旨在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提出到2025年，实现完全独立自主掌握70%的关键基础材料和核心基础零部件，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并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这也很快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开始面对不断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领域“卡脖子”式的垄断竞争。
总的来说，无论是“低等收入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都可归属于“比较优势陷阱”。在产业分工仅存在于一国国内时，劳动工人创造的价值实体或财富还被限制在本国范围内分配，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缓解贫富差距。而国际分工中没有政府去束缚“资本家的手”，财富的国家间公平分配因而难以实现。图3展示了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面临的现实困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自由化、市场化，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又牢牢垄断着核心技术、商品流通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全球价值链在多个层面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垄断合作，从而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创造财富的转移性掠夺。如果发展中国家仅依靠当代西方经济学所推行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导本国产业发展，可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固化原有产业分工，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沦为依附型经济国家并造成产业升级失败。正如“依附论”学者所说的那样，在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下，全世界国家被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掌握巨额资本和核心技术的中心国家统治着国际分工体系，而外围国家因迟缓的工业化进程始终受到中心国家控制和财富转移性掠夺，难以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目标。
四、发展中国家突破产业升级困境的出路
基于马克思分工思想和产业资本循环理论，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形式演进下价值分配规律变化以及政府在产业升级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发展中国家突破产业升级“比较优势陷阱”现实困境的关键。
(一)深刻认识价值分配规律变化，培育产业资本的价值增殖能力
对于一国而言，以产业升级为依托实现经济增长是利用本国社会再生产的剩余来进行生产性资本积累的结果，剩余的生产性资本积累是整个产业循环过程中最核心的环节，是驱动产业升级过程的起点。当国际分工以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为主导形式时，发展中国家虽然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但拥有的产业链是完整的。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生产过程创造剩余价值，在产品流通过程实现剩余价值，并最终享有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利。此时，价值生产是实现价值循环和本国生产性资本积累的关键。而随着国际分工形式演进到产品内分工时，以产品为主体的竞争模式被打破，商品生产条件、生产过程和流通之间发生了分离，由此产生了剩余价值分配问题。在产品内分工形式下，价值实现逐渐成为实现产业资本循环和本国生产性资本积累的关键，产业价值链两端取代传统工业化核心的生产环节成为报酬递增的部分。不难发现，随着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国家和企业竞争力所依赖的资源基础和要素结构被重构，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被封堵，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世界分工体系被进一步固化，发展中国家更加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难以实现产业升级。
但是，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不仅要看到国际分工的不平等性，也要认识到国际分工中存在的对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属性。发展中国家突破产业升级“比较优势陷阱”困境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适时转型，认识到国际分工形式演变下价值分配规律的变化，明白不同发展阶段对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客观要求。此时，系统的适应性和动态能力成为本国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发展中国家首要任务还是借助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更多产业发展机会，延长本国产业链条、弥补资本与技术缺口，以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应着重培养本国产业的竞争优势，不断培育本国产业创新体系，通过组织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竞争力升级;在产业竞争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即工业化后期阶段时，通过全球价值链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提升本国在参与国际分工和价值分配中的主动权。同时，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有选择性地发展产业升级形式中的一种或多种，始终抓住报酬递增环节，不断提高本国产业资本价值增值能力并进行生产性资本积累，最终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目标。日本从经济发展初期“贸易立国”，到20世纪60年代“技术立国”，再到21世纪“知识产权立国”，也正是遵循了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对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客观要求，有效完成了从注重比较优势向注重竞争优势的转化，最终实现了竞争优势基础上的赶超发展和产业升级。
(二)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完善产业资本循环的支持配套政策
“比较优势陷阱”的现实案例表明，仅以市场化方式推动生产性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转型的路径是过于理想的，发展中国家试图由此推动本国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整体性地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进而一步到位地嵌入国际产业价值链，并实现在某一环节占据有利地位的想法，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实际上，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政府在本国产业升级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非纯粹的“守夜人”，历史上相继崛起的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无不是发挥政府作用，通过保护幼稚工业和国内市场以逐步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和国家富强。本文将政府作用纳入产业资本循环理论框架，力求对政府在本国产业升级进程中发挥的必要作用作一个基础性理解：贸易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进程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和限制，而政府可以通过对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资本运动的不同阶段采取积极措施，为本国的价值生产、实现和生产性资本积累创造有利环境，并由此影响本国产业升级的进程。图4展示了资本循环视角下有为政府可以通过三条政策路径影响本国产业升级进程。
第一条路径是作用于生产阶段，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提供资本补贴、优化要素供给结构等，包括为本国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低价土地;通过建立完善的投融资体系，让本国市场主体更容易获得生产所需资金;通过优质的公共教育、职业教育和医疗体系满足劳动力再生产要求;抑或通过实施补贴型产业和创新政策，引导投资路径、调配经济资源培育本国优势产业等。上述措施旨在为本国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价值生产环境，改善劳动生产效率和要素供给水平，并吸引资本流入和减少资本流出，促进本国产业升级。
第二条路径是作用于流通阶段，主要是在流通过程中做好环境营造、空间优化、市场主体培育等工作，包括健全统一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构建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为要素和商品高效流通提供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打造优质创新的现代流通企业，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根据发展阶段制定稳外贸和扩内需的优惠政策，抑或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提高有效需求等。上述措施旨在为本国产业营造良好的价值实现条件，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推动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使产品流通、消费环节更加通畅，进而利用价值实现与资本积累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本国产业升级。
第三条路径则是直接作用于购买过程的生产性资本积累阶段，政府可以积极利用财政或者债务等手段直接进行本国生产性资本积累，为本国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现实中，政府的政策往往是三条路径的组合，综合作用于本国的价值生产、实现和生产性资本积累过程，不断破除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堵点”，培育本国产业资本获利能力和促进生产性资本积累，最终实现本国产业升级目标。
五、对当代中国产业升级的若干启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运用马克思分工理论重新解读产业升级的逻辑内涵，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总结和探索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突破出路，为当代中国产业升级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从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战略高度出发，辩证看待和合理应对产业资本扩张的经济效应，既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要遏制产业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的不良垄断和竞争行为，综合发挥“有效市场” + “有为政府”的作用，维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统筹产业经济发展和安全共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启示如下。
一是厘清多种产业升级形式的内在关联，推动建成多位一体的产业升级体系和高水平的产业发展体制。首先，在产业体系构建方面，应着力构建包含“结构升级-竞争力升级-价值链升级-新模式、新业态”在内的多位一体的产业升级体系。其中，应通过深入推进工业化提振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和质量，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化产业结构体系;产业竞争力升级应依托“科技强国”战略，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和生产流程再造，不断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价值链升级也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等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制造业服务化和产业链韧性提升引领价值链升级方向;而对新模式、新业态，如近年来兴起的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等，应在了解资本扩张逻辑的基础上，做好产业升级方向的引导和规制。其次，在产业经济体制构建方面，坚定推动产业发展的“国民共进”，激发各类企业主体的市场活力和产业资本的创新动力。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坚定支持国有资本进入战略性和民生性的产业领域，积极参与核心产业基础打造和重大产业科技攻关，维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推动产业垄断效率和共享目标的均衡。
二是辩证看待和合理应对资本扩张的经济效应，加强对资本的引导和规制，统筹产业经济发展和安全共享。理论上，资本创造价值或野蛮生长都根植于其寻求增殖的本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在科学把握产业资本本质特征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辩证看待和合理应对资本扩张的经济效应，在充分发挥资本作为产业升级关键生产要素的同时，防止其无序扩张和破坏性垄断给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消极作用。首先，促进制度和政策协同发力，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其次，加快完善产业链安全立法，本文从生产关系视角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建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存在的不平等关系，中国现阶段在先进基础工艺、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诸多领域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0%，而近年来，西方国家在诸多产业领域对中国频频施加出口管制，致使相关产业领域“卡脖子”式安全风险隐患愈发凸显，价值链也面临低端锁定困境。因此，应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做法，构建更加完善的外商投资安全法治体系，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防线。
三是深刻把握国际分工及其形式演进下价值分配规律变化，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随着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中国以往外向型发展所依赖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依赖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难以适应新格局和新使命的要求，并逐渐呈现出种种弊端。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的“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中国产业升级道路的引领意义重大。国内大循环方面，要基于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加快建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使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利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国内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依托国民经济循环基础上，实现对利润分配环节的掌控;国际循环方面，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着力继续推动构建吸引全球资本和科技资源的制度环境，搭建好国际研发合作和技术交流的平台，形成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高水平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新体制。通过大力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取得贸易利益，实现国内价值的增值，打通扩大再生产渠道并促进经济发展。
文献引用格式
袁冬梅,李恒辉,金京.产业升级的逻辑内涵、现实困境与出路——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52(04):76-85.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陈桂香) 一、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内涵是指生产规模在原有基础上扩大的再生产，而不是简单地不断重复原有生产，也就是社会生产所生产出的新产品除了用于补偿已消耗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外，还有多余的物质资料可以追加到生产中去，借以扩大原有生产规模，这其中包括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的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
(一)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是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来扩大生产规模，即在技术条件、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建立新的企业或扩建原有企业，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扩大生产场所。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广度发展，是粗放式的扩大再生产，在农业中表现为农民通过开垦新土地或者购买、租赁、承包其它土地等方式，使其可经营土地面积扩大，并投入和原有相同或类似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农业的再生产，这样能够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
(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
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是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也就是对现有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依靠技术进步，更新设备，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效率，来扩大生产规模。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主要表现为生产的深度发展，是集约的扩大再生产。在农业中表现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大型的机械作业，依靠科技手段和现代管理方式，以实现农业的集约经营。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邻的土地上。”
(三)农业生产中的特殊一环:
通过掌握生物有机体和自然环境的规律来扩大再生产农业的根本特点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这是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的突出特点。参与农业生产过程的有:以动植物、土地、光热等表现出来的生物有机体和自然环境;以机器运转和人类劳动表现出来的社会生产活动。所以在农业中就产生了特殊一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由社会经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所以，气候、土壤、水资源、生物资源等因素都影响到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应当了解并尊重一地的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农作物生长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能够利用规律，创新农业生产方式，进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农民通过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可以集中较多土地，实现规模经营，使农民在市场上掌握更多主动权，取得规模效益，有效增加收入。通过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的集约经营，提高农产品质量，亦能增加农民收入。在两者能够同步进行的情况下，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农民收入的增加都能够取得相应改善，并有效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二、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自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然而，在新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并抑制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进行:第一，就土地分配而言，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按劳动力比例平均分配，具有明显的生活保障色彩，由此造成了土地的细碎化并导致了集体经营弱化，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土地抛荒、撂荒的现象;第二，就农业市场化而言，一方面，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出于自利的目的，个体农民之间会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是整个农民群体处于无序和过度竞争的状态;另一方面，经营规模的狭小和分散，使农民缺乏自我组织能力和代表农民利益的相应组织，难以形成合力，面对综合实力远高于自身的农业产前、产后部门，单个农民承担着较高的风险且营利较少，乃至出现“丰产不丰收”的现象，结果是农民利益容易受到损害，影响了农民收入提高;第三，就农业机械化生产而言，由于家庭经营规模较小，家庭成员即可完成一些简单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而少有必要雇佣其他劳动力或应用大型的机器作业———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动力成为了大型机器作业的“替代品”。与之相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高收入国家的2%，约为美国和日本的1%。同年，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均农业劳动力人口创造的农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是35408美元，而中国为1584美元。中国无一个省、市、自治区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江苏和上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分别达到3295美元、3257美元［4］，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言自明。尽管中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成果有3000多项，但真正转化到生产中的只有40%，而形成规模的不到30%。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依靠投入大量劳动力带来的精耕细作保证了农业的生产，但鲜有劳动力之外的其他因素，最终陷入了简单重复的泥淖，致使农业生产效率止步不前，农业生产规模数十年如一日，并进一步造成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三、我国农业扩大再生产面临困境的原因
(一)土地制度的束缚
在家庭承包经营下，一方面土地流转的商品属性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土地又被赋予了社会属性功能———农民社会保障功能［5］。虽然目前出现了农村土地流转与调整，但带有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只是个别农户的短期扩大再生产，难以持续。在制度的干预下，资本合并土地的力量，被严重地削弱。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集体的相关经营责任，在家庭经营下也流于形式，集体的力量难以发挥，使得当前的家庭经营回到了“小农经济”的时代。
(二)农业资本投入不足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6］只有掌握了资本才能有机会合并更多的劳动力和土地，扩大再生产才能成为可能。然而就全国而言，资本较多地集中在城市，农村资本较少，而且务农收入普遍较低;就农村而言，掌握相对较多资本的往往不是“种地能手”，而是从事非农工作(小作坊加工、经商、进城务工等)的农民。这就陷入了一个困境:“种地能手”试图增加土地或改善耕作条件，实现扩大再生产，却没有更多的资本;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拥有相对较多的资本，反而不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缺少资本或资本不愿涉足农业，使得农业现代化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农业生产人才流失
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地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7］。在我国，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这在二、三产业不发达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依托，承载着农民社会保障的职能。农民是否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就成为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农民对土地的依恋程度越低，农业实行规模经营的可能性越大［8］。现阶段，土地的社会保障职能，在农民心里表现为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在一些地区，经营耕地成为农民就业的后备选择:一些个体经营、外出务工的兼业农民，在取得较多收入的情况下，因务农取得收入较少或无暇经营土地，便选择将土地租赁给其他农民，或者闲置土地;当粮价上涨，务农收益显著提高，或者原有工作难以持续的情况下，这些兼业农民便会收回原有土地，继续务农。农业人才流失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导致农业经营也不可持续，农业人才流失。
(四)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难以推进制度原因所造成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使得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使得大规模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难以推进。由于隐性劳动力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对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应用的必要性。农村传统的人情社会所形成的守望相助的道德观念，在农业生产中也消解着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应用。在很多农村地区，农业的生产方式还是最传统的手工劳动，农民“靠天吃饭”的现状普遍存在。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科技研究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农业科技人才严重短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率低;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发达国家的农技推广经费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6%—1．0%，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在0．37%左右，但中国不足0．2%，人均经费更少;推广强度亦低于工业化国家或低收入国家［9］。机械作业和科技体系无法发挥效用，直接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
四、我国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出路
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出发，我国农业发展的出路既要重视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更要重视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同时不能忽略对农业生产规律的把握。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现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因地制宜建立土地流转制度通过土地的合理流转和优化配置，实现土地集中，保证一定程度的经营规模，是克服目前农业规模狭小，提高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关键。这就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多种形式，以农业合作社、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等为载体，建立行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土地流转和集中;提倡有资本力量的专业农民通过租赁、转包等方式，掌握更多的土地使用权，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同时要保障土地流转的规范性和长期性，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尤其要注意的是，土地流转的基本要求是在农户之间以耕地的形式流转，而非转变为非农用地，这样才能保证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资本积累是农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由于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已经发达到一定的水平，地力已经相应消耗的时候，资本(在这里同时指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才会成为土地耕作上的决定要素。”［2］672由此看来，资本是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先决条件。这就要求，一方面，需要加大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对农田水利、农业机械以及科技研发和转化的资金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健全农村的信用借贷制度，发挥集体资本的力量，包括农村信用社的借贷和农村的民间借贷。这两者的最终目的是给掌握一定农业现代生产技术及农业管理的种地能手以相应数量的资金支持，鼓励其能够更好地经营更大规模的土地。
(三)拥有一批“种地能手”，是农业扩大再生产的人才保障“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民的劳动生产率，直接影响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益;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劳动积累也是实现农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通过劳动积累产生了劳动集约———以活劳动的集中投放为主的经营方式，它具有劳动直接创造价值、所需货币成本低、易实行等特点［10］102。我国农业多年的发展具有此类突出特点。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土地规模经营要求经营者有较高的科技素质和较强的经营能力。“种地能手”不仅仅应该掌握丰富的农业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应该掌握现代管理方式，这样才能有效管理规模化的土地。
(四)推进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机械作业和科技进步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通过机械作业，减少对大规模农民手工劳动的依赖，减少对手工农具和畜力农具的依赖，运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不断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同时，机械作业大大减轻了农民务农的身体苦累程度，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得以提升。机械作业对人力的替代，可以释放农村隐性剩余劳动力，农民得以从事其他行业，为农村其它行业发展、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现代科技的推广运用，一是能够形成新的生产函数，可以使固定数量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二是改变资源的组合比例，也就是说，资源投入量不变，由于资源组合比例的改变，使单位成本降低［10］162。这样可以推进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的绿色农业。
作者：候东栋单位：江南大学法学院 摘要：在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一些农产品的质量随之降低，为此，我国必须在保护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
关键词： “三农”问题;现状;原因;对策.
中国“三农”问题的起源和演变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是紧密相关的，要想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针对其特殊性质，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扩展视野，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进行溯源，联系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历程，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困境及解决对策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三农”问题现状.
(一)农产品供给缺口大，粮食需求过于依赖进口.
虽然近年来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但粮食生产供不应求的现状并未改变，粮食缺口有几千万吨。 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较2012年增加1235.6万吨，同比增长2.1%。从2004年算起，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但在过去的十年中，“丰年缺粮”的现实也不可否认，只有2008年与2009年两年时间产稍大于需，剩下年份均是产不足需，且粮食供需缺口日益增大。 2012年我国农产品贸 易 逆 差 为491.9亿 美 元，同 比 扩 大44.2%，进口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14%。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完全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农产品与食物的需求是不现实的。
(二)农村基础设施差，教育落后.
由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就业机会匮乏，造成农村失业人口向大城市聚集。集中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就业的增长速度，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农村落后凋敝，出现过度城市化和平民窟问题。此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镇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7.26%和3.87%。在我国8.5亿6岁及以上乡、镇人口中，未上过学的占6.3%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占4.1%。按照这种教育状况来看，完全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的建设需求，更加无法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三)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收入增速变缓.
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472元增长到24565元，农民人均收入由2622元增长到7917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5850元增加到16648元。若再考虑到城镇居民在养老、就业、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性保障和各种补贴等，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更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远不是帐面上的3∶1，而应该是5∶1，甚至可能达到6∶1，是我国建国以来的最高值，反观多数其他国家，其城乡收入之比仅为1.5∶1。而收入是经济状况和消费水平的集中体现，在物价尤其是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工业日用消费品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日益增加的今天，农民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二、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的政策原因.
国家一方面从农业、农村和农民那里攫取了大量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却强制地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长期滞留农村，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规模经营困难。这要归因于我国长期实 行的工业 倾斜政策———优先发展工业化。 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将实现国家工业化视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为了加速实现农业国的工业化，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结果是：从农业部门流出大量资本的同时，却没能带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最终演变成全社会的利益关系向工业、城市偏斜，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资本长期投入不足，农业再生产能力扩大受到限制。
(二)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制度.
根源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实行的一系列制度是促进城乡二元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是户口制度。 1958年，我国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以此为基础，出台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二是社会福利制度。国家规定城市职工可以享受各种劳保待遇，如公费医疗、休养、退休养老金制度直至丧葬、抚恤费等;三是产业结构。 1978年以前，农村几乎没有工业，即使有也只是为农业服务的附属部门，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部门。正是上述的政策和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划分出明显的区别，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导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被扭曲。
(三)农民可支配的生产要素稀缺是“三农”问题的直接原因.
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人均农业资源短缺存在着密切关系，农业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着农业经 营规模的 扩大、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阻碍中国农业现代化。首先，人均农业资源稀缺限制了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土地紧张、资源短缺，高土地生产率和低劳动生产率 的农业发 展目标，使得农民增收困难。其次，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现状限制了农业商业化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只能采取小农耕作方式，无法积累资本发展农业商业化。最后，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情况限制了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与资源不相匹配导致农业结构调整十分困难。
三、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发展现代农业，提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第一，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重，实现农民增产与增收。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能直接增加农业产出，使农业生产者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收入，而且将带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生产成本下降，使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收益，并为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更多可用资源，从而支持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前农业发展应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工作重心，力求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形成平衡。政府也要根据发展的新变化，及时从单纯注重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转变到优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兼顾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上来。第二，积极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加快农业技术进步。传统农业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就是要发展基于农业的科学，运用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设计出更为集约的种植，不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的耕作制度。同时，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科研机构和人员激励机制，引导农业科研资源针对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针对农业新技术展开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第三，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竞争力。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粮食消费能力显著下降。这一变化使得农业生产要素向市场效益好、又能够在有限土地上密集利用劳动力和技术的农产品流动，引起种养业产出结构变化，从而扩展农业发展的广度。但是，在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一些农产品的质量随之降低，为此，我国必须在保护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
(二)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利，培育新型农民.
第一，提速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可以通过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设计使农村劳动力从农村顺利退出的机制。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建立起符合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人口退出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新时期新阶段顺应城镇化提速的要求，改变旧的户籍管理制度，彻底扫清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提速铺路。第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 “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利益问题、经济问题，但其根本问题还是农民的平等权利问题。要想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农民协会，使政府职能由原来的直接管控部分转变为间接管理，让农民协会能够部分承担农民自治职能。同时，在制度上坚持将国家与农民协会分离开来，保持其民间性和自治性，使其能够独立处理事务，并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另一方面，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违背农民意愿，干 涉农民的 生产和经营。第三，加强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培育不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还有助于新农村建成向纵深推进。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建设农村教师队伍，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农村教育事业。其次，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具体而言，就是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最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引导农民树立新型农民的文明观、创业致富的新生活观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观念等。
(三)以新农村建设统领“三农”工作的重点.
第一，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农村现代化，城乡互补共促、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工作中应抓住四个重点：一是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二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国民收入分配，四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第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快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财政投资，不仅能改善农村地区的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另一方面，要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的结构。目前，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十分有限，需要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很多，如何根据农村的实际，确定公共投资的优先顺序，是有效发挥有限资金带动效应的重要途径。第三，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具体要求如下。一是要积极推进城市工业向农村工业的转移。为此，各级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吸引城市工业向农村发展，重点扶持一批骨干企业在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要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工业化的核心，而专业化的生产基地的建立，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三是要调整农村工业发展定位，着重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工业要重新崛起，除在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上创新外，还要调整产业选择和发展定位。应该向内部发掘，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切入点再次启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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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翟虎渠.坚持依靠政策、科技与投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J].农业经济问题,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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