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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樊迟问稼，典故教育意义？
本章意义并不难理解,但却是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后世经常用本章批评孔子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其实这样看有点偏激. 春秋时期士阶层崛起并积极投入到社会现实中,士人的职责是担当道义,伸张正义,辅佐明君,安邦定国,对于当时统治阶层过度的荒淫残暴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活跃的阶层.孔子培养弟子的教育目标就是士而不是具体的生产技术人员.因此樊迟要学习种地与种菜栽种果木的技术孔子当然会那样回答了. 而且孔子说的可能也是实情,在农林技术上孔子当然不如老农和老圃了.至于孔子后面的议论,也是从他培养目标出发的议论,不应当批评. 再有,“小人”在论语中有的地方有道德批评意味,有的地方就指普遍百姓.这里稍有贬义,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中国古今一直是自然经济,有自给自足的观点,孟子批判农家的文章可以看出.墨家基本也是这种观点.但如果从社会分工观点来看,孔子的这番话很明显是提倡社会分工的.
读《史记》的政治意义有哪些？
我来浅谈读《史记》的政治意义
首先《史记》写作目的：
是要给后世人提供治国做人的借鉴，不是专门给当时统治者用来加强统治用的。
他为什么要写《史记》？
为适应时代需要，他对武帝以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一次历史的总结
《太史公自序》说：
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思是想要研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以来的演变，成为一家的言论。)这三句话与先秦时代的巫文化、史官文化、诸子文化相对应，他从三个层面对武帝以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一次历史的总结。
他写《史记》还有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后世所有的人看的。
他自己在给朋友任安的信里说“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意思是“我叙述历史往事，想着是为后世人提供借鉴。”
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为后世所有人看的。
那么给后人看什么呢？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意思是：生活在现代的人，应该记住以前的道理，用它来做借鉴。)
司马迁写书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后来的人们，如何治国，如何做人。
概括说，治国做人就是《史记》的最主要的内容。
不论你是政治家，或只是普通人，都可以从他的书里得到启示和教益。治国主要是政治家的事，而做人与各人的切身前途紧密相关，是每个人都看重的。
《史记》不只是一部传播历史知识的教科书，还是一部教人怎样做人的人生读本。
人物选择：全书写的人约有4000人，重要的有100余人，并非都看官位，而选择对历史有影响的人物。
《张丞相列传》（写文帝时张苍附记）（自景帝至今上的一些丞相）“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不记载。但事关治道的下层人物，医卜星相，刺客游侠却立传。
《史记》是以写人为主的，这与文学是人学一致。
《史记》写政治大人物写得最好的是《项羽本纪》和 《高祖本纪》，把秦末汉初两大政治风云人物项羽和刘邦写的很富文学色彩。他们两人因主要的的政治选择不同，导致刘胜项败。
其次《史记》人物对人性的三种主要选择。
《史记》70篇列传都是写臣子将相和普通平民的，最能体现他对做人的看法。
第一，
对“义”与“利”的选择。司马迁赞扬人要讲“义”，同时肯定人性求富求利的合理。
什么是“义”？
中国古代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义”体现群体的道德价值。>什么是“利”？指利益，古代多与个人利益联系。所以成语有“自私自利”，即把私与利相联。
第一篇列传《伯夷列传》侧重写伯夷、叔齐两人的求“义”，而第六十九篇《货值列传》是写商人的求富求“利”。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自传，也是序文。而其中从第二篇到第六十八篇，各篇分别写历史人物不同的人性表现。
《伯夷列传》，以议论为主，是70篇《列传》的总论，表明是论人事的。《太史公自序》说本篇写作意图：“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可见主题是颂扬“奔义”，谴责“争利”。
即写人应有的道义。
传记写殷末周初两位高士伯夷和叔齐，他们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因激于道义而互相争让君位，都不想继承君王的位置；周武王伐纣时他们扣马而谏；周朝建立他们又耻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一个“义”字，坚守精神上的一种道德信仰。对他们的守“义”行为，司马迁是赞扬他们、同情他们的。当然，今天看，他们的“义”是不合时宜的。
列传的第69篇，《货殖列传》是写商人的。货殖，即经商，所以货殖列传就是商人列传。指出求富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社会上各种人都在求富。他引用民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明各种人为利奔走。同时，该篇记叙了自秦汉以来的一批富商大贾的言行，如范蠡、计然，孔子的学生子贡，还有商人之祖的白圭，做盐铁生意的猗顿、郭纵，富比王侯的乌氏倮（luǒ）（搞畜牧业）、寡妇清（开矿）等，他们或因畜牧，或因采矿致富，都得到秦始皇的奖励，当时他们都是体面的人。司马迁对他们正当致富都加以肯定和赞赏。
司马迁既肯定伯夷和叔齐的高尚的道义，也肯定商人们正当的致富求利。求富也是人的一般本性，并非只是小人要求利，君子也会求利。司马迁看来，人性从“喻于利”追求物质开始，进一步要提升到“喻于义”的精神境界，即人性的最高境界。
第二，
从政者在“义”与“利”的选择上，表现为对“廉”与 “贪”的选择。司马迁对从政者赞扬 “廉”，反对 “贪”。从政者是否廉洁，关系国家的存亡兴衰。《越王勾践世家》和《吴太伯世家》提供了答案。春秋时代，吴越相争，起初互有胜负，但最后吴亡越存，吴王夫差自杀。吴王不听伍子胥劝谏，听从内奸太宰嚭意见，与越谈和。吴君臣贪财受贿，失去警惕。越王为政廉洁，生活节俭，取得民众支持。最后越胜吴败。
从政者是否廉洁，关系到个人的成败。
《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写了楚汉战争双方主角项羽和刘邦对财物的态度。刘邦本来贪财，入关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其志不在小。”（《项羽本纪》范增语）有了更大奋斗目标，抑制了私欲。项羽攻下咸阳，就想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者？”项羽无统一全国的愿望，只想富贵还乡。
在廉洁态度上，各向相反转化，志向变化，预示日后双方成败结局。刘邦是在听了张良劝说转变的。项羽不听范增。成败已定。
官员廉洁得人心，否则失败。
《李将军列传》写汉代李广廉洁得民心。“广廉，得赏赐，则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廉颇蔺相如列传》附传写了因“纸上谈兵”著名的赵括为将的故事。赵括代廉颇为将，赵母上书赵王，反对儿子为将。赵母将儿子与丈夫作了对比。丈夫为将，赏赐分给部下，受命后不问家事。赵括为将，君王所赐金帛藏于家，买进便宜田宅，一心为己，一点不廉。儿子为将后果不堪设想。结果赵括惨败。司马迁笔下的贪官污吏多无好下场。如邓通饿死（《佞幸传》），伯嚭被勾践命武士斩首（《吴太伯世家》）。
第三，一般人际关系中对“义”与“利”的选择，表现为对人性“善”与“恶”的选择。司马迁肯定选择善良的人性，反对邪恶的人性
在中国战国时期，学者们对人性展开广泛的讨论。孟子主张性善说，荀子主张性恶说。这种争论虽无定论，但促进了人们对人的本性的重视。到了汉代，司马迁对人性的认识就是在战国士林的认识基础上的发展。他在《史记》中对人性的善与恶都有描写。他高扬与人为善的人性，鞭挞与人为恶的人性。
人性善的例子，如汉代名臣韩安国与人为善。
《韩长孺列传》：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
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
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
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韩安国本人曾经因过失违法犯罪，狱吏田甲侮辱他。
韩安国说：“灭了的灰烬难道不会再燃烧了吗？”田甲说：“如果燃烧了，就用小便浇灭它。”
不久，韩安国被起用为诸侯国梁国的主民政之官。田甲听到韩安国又做官就逃走了。
安国说：“田甲如果不回到官府，我消灭你宗族。”田甲因而脱衣露胸前去谢罪。安国对他笑着说：“你现在可以撒尿了，你这种人值得我惩治、较量吗？”韩安国到底都善待田甲。）此事可见韩安国与人为善，以德报怨，胸襟宽广，人性之善。
再如汉文帝时的廷尉（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张释之，按法办案，执法不阿。《张释之列传》记载了“县人犯跸”（县里的人冒犯皇帝车驾）的故事。
有一次文帝出行，经长安的中渭桥，无意跑出一个行人惊了皇帝大驾，文帝发怒要杀此行人，交张释之法办，张只判其罚金，没有杀他。文帝不满，张仍说服文帝，按法办案。司马迁在传末赞扬张释之是“长者”。即是忠厚善良有德的人。张释之确实当之无愧。他的善良表现为依法执法。
人性恶的例子，如秦相李斯。
《李斯列传》开头写了一个李斯与老鼠的小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最后一句意思：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在于自己如何处世。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贤，有才能。不肖，不成材。处：处理。）他把粮仓的老鼠当成人生追求的目标，志向低下，人性可恶。他后来虽然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有功，但其人格低下，人性可恶。《韩非列传》载李斯在秦王前毁谤韩非，陷害同学韩非至死。
秦始皇死后，为保住自己禄位，听信宦官赵高立胡亥为秦二世，最后自己被腰斩咸阳。
《李斯列传》写李斯有五次感叹，非常精彩。
第一次感叹，得意；
第三次感叹，长子“李由为三川守，置酒于家，百官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无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有预感，但不收手。第五次感叹，二世二年七月……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平常的生活再不可得。张大可评：但（李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其死虽惨，固不足惜也。《史记论赞辑释》第286页。
司马迁对善与恶的人性的矛盾，表现在历史人物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对上司、对下属和对朋友最常见三类交往中，选择正直真诚的人性，反对虚伪冷酷的人性。
在对朋友的选择上，对“义”与“利”的选择，表现为对忠诚或虚伪的选择。
司马迁赞赏对朋友要真诚，反对虚伪。
司马迁向往朋友之间的真情的人性，憎恨虚伪的人性。
他写的春秋时代齐国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的友情故事很有名。《管晏列传》，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牙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牙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牙谋事而更穷困，鲍叔牙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牙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牙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牙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管仲因鲍叔对自己的深刻了解，五次真诚地帮助自己，使自己成就事业，所以管仲感慨地说：“生我的人是我的父母，但真正了解我的人是鲍叔朋友啊。”司马迁写管仲实际赞扬了鲍叔对朋友感情真诚的人性，鲍叔把帮助朋友成。
人生选择中,最困难的是对命运的选择。
3，《史记》人物对命运的三种主要选择。命运可以选择吗？
什么是命运？
什么是天命？
古代把天当作神,称天神的意旨为天命。而所谓命运,古人指人的生死、贫富、寿夭等是生来就已决定的,人是无可奈何的。因天命、命运都可指支配人的生死、祸福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两者有一致性。只是天命偏重指天的意志,命运则主要指影响人的前途、结局的一种盲目必然性。
孔子的学生子夏听人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意思是一个人的死与生，富贵与贫穷,都是上天和命运决定的。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写人的命运的大书。司马迁在《史记》中探讨的命运哲理，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但又大都感到会很茫然，不好事先把握。而对数千年来各色真实历史人物命运全过程进行观照审视的书，在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只此《史记》一部！
司马迁对《史记》人物命运的选择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 一，对天道、天命、命运，司马迁选择了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司马迁对天道表示怀疑,甚至倾向于否定。《伯夷列传》以伯夷、叔齐为例,他们是商朝孤竹国的两个王子，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
司马迁对这样的“义人”感到非常疑惑：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
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假如有所谓天道,天道常应该帮助善人。天是善的,这是一种天善论。
但司马迁眼见的残酷现实与天善论发生了矛盾,因此怀疑天善论,这实即对社会不合理现象表示了怀疑与不满。
《陈涉世家》写秦朝末年陈涉、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 对抗不合理的秦朝统治,改变了“法皆斩”的命运,否定了“死生有命”的说法。
陈胜在动员群众起义时鼓动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他的话也否定了“富贵在天”的说法。起义后,陈胜自立为王,他以自己的行动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王侯将相没有种,富贵不是天决定的。
《货值列传》写了一系列以商致富的富人,他们的富贵也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各人自己努力经营的结果。
说明死生不在天,富贵不在命,这种哲理意蕴在《史记》中。
司马迁对一些自认为获罪于天而死的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如众所周知的在《项羽本纪赞》中批评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
乃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大意：结果五年之间终于丢了国家，身死东城，仍不觉悟，也不自责，实在是太错误了。而他竟然拿“上天要灭亡我，不是用兵的过错”这句话来自我解脱，难道不荒谬吗？)在《蒙恬列传赞》中批评蒙恬“阿意兴功,此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这些传记均可说明司马迁否定天命的倾向。
但司马迁在另一些人物传记中又承认了天和命运。
显著的例子，如《外戚世家序》中说“人能弘道,无如命何? ?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焉能识乎性命哉！
”又如《留侯世家赞》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
高祖离困者数矣, 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这说明司马迁对于天和命运的认识抱老实的态度,遇到对一些无法解释的人事现象仍归之于天和命。
所以《史记》人物传记己中, 司马迁既有否定天命、又有承认天命或命运两种矛盾的观点，显示了他的探求精神。
第二，命运选择与时势、机遇有密切关系。《史记》中多悲剧人物，即人物多悲剧命运，往往非正常死亡。悲剧命运的人物是自己选择的吗？
《史记》全书130篇，其中112篇写人物传记，此中57篇以悲剧人物姓字为标题，另20篇也多些悲剧人物。大小悲剧人物120多个。有的是自己选择自杀，如屈原自沉，项羽自刎，周亚夫饿死，李将军李广自杀；有的是被杀，如商鞅变法被车裂，陈涉被车夫所杀，韩信被吕后谋害，什么原因使他们非正常死亡？
考察这些悲剧命运的人物，其命运与时势、机遇有密切关系，与外部社会原因有关系。 时势和机遇不是命运，它们只是一种个人不易认识与改易的外力,一种外在的历史条件。它们对人物命运有制约作用。
“时”,就是时机, 是人物活动的时间背景。《李将军列传》写西汉“飞将军”李广的机智勇敢、廉洁宽厚，以及有功不得封爵，最后被迫自刎的不幸遭遇。
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
岂足道哉！”（汉文帝评李广说“可惜啊！你生不逢时。
假如让你生在高帝时,封个万户侯也是容易的！”）意思是时机的不同, 李广没有了立功封侯的机会。
但李广的不遇时,实与封建帝王对功臣的不公正态度直接有关。
《平津侯列传》写汉武帝时喜欢对皇帝奉迎吹拍的公孙弘,就是遇到了好时机。因公孙弘善投武帝所好,以至升为丞相,封为平津侯。李广的“不遇时” 和公孙弘的“遇时”,可见时机对他们人生的重要。但司马迁这两处指出的“时”都含有讽刺意义, 很值得玩味。
《佞幸列传》写帝王身边宠幸的人，如邓通，文帝时可以自己铸钱，景帝时不名一钱，寄死人家。皇帝爱憎决定了邓通的命运。
外部原因之二，人性之恶造成某些人悲剧命运。 人性之恶造成某些人悲剧命运。
《韩非列传》写李斯出于自私、妒忌，害死老同学韩非。
《孙膑列传》写庞涓也是出于自私、妒忌害老同学孙膑成残疾人。但为恶者不少以害人始，而害己终。李斯被腰斩，庞涓自刭。告诫为恶者无好下场。
《魏其武安侯列传》写西汉外戚窦婴、田蚡与将军灌三人之间的矛盾，田蚡害死窦、灌。
司马迁看到了造成个人悲剧命运的外部社会原因，多对归咎于作恶的个人，他还不能探究到社会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第三，司马迁注意了性格对命运选择的影响。性格选择行动，行动影响命运。瑞士著名哲学家荣格（1875～1961），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认为：性格决定命运。（《荣格的智慧:荣格性格哲学解读》第一章：性格决定命运。编译:刘烨，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出版。)人的性格如何，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并不全然与性格相关。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但一个人的性格对于人际环境、事业成败确实拥有不可小觑的强大影响力。性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特色，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
不同性格确实会演绎不同人生。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同为刘邦手下开国功臣，代表刘邦手下来自三个阶层，从三个途径投奔刘邦手下的人。
但个性不同，结局不同。
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后代，属六国旧贵族，他在刘邦起事途中加入，后为刘邦，“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既能为刘邦谋划军事，也能为自己谋划前途。看到刘邦杀功臣，自己能功成身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保全自己。(《留侯世家》）
萧何出身原是秦时沛县主吏，属旧秦小官吏，在沛县随刘邦起事，为刘邦“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深谋远虑，公忠体国，镇后方，为前线送兵员军粮，是“功人”，又知权善变，委屈事上，保住名位。但晚年遭遇也很可悲。他委屈事上突出表现：刘、项战于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经人提醒，萧把家人全送刘军作人质，使“上大悦”。汉十一年，刘封萧相国，增添封邑和侍卫，经人点拨，萧不受封，“举家财佐军”，使“高帝乃大喜”。汉十二年，刘打黥布军，又“数使使问萧何何为？”萧买地以“自污”，又使“上乃大悦”。(《萧相国世家》)
韩信出身平民，是从项羽部队投奔刘邦的，成了刘邦手下“连百万之军，攻必胜，战必取”的大将，能通观全局，智能双全，但贪恋爵位，矜功自傲，不为自己谋，最后被吕后谋害。引语见《高祖本纪》刘邦的话。（《淮阴侯列传》)
司马迁对命运选择，总的抱积极的态度，正确的人生选择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司马迁突出地写了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两种人：
面对际遇敢于抓住不放的人。有成功的希望。大家熟知的一个成语叫“毛遂自荐”。《平原君列传》写战国时候有个人叫毛遂。当时赵国的平原君要挑选20个食客出使楚国而尚缺一人,毛遂就主动自荐了,终于脱颖而出。还有《廉颇蔺相如列传》写战国时赵国人廉颇和蔺相如，他们是“将相和”故事的主角，也是主动向君王自荐而成功的。蔺相如原来的地位很低，只是赵国宦者令缪贤手下的人,他主动向赵王要求出使秦国，打破秦国的威胁与要挟，做到完璧归赵。廉颇是赵之良将,但后来居魏国,又不被信用。廉颇为了表示自己尚可用,一餐饭, 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被甲上马。虽然后来赵王以为廉颇年老而不用，但廉颇积极争取再用于赵的精神是可嘉的。这些人面对际遇,都能努力抓住不放,从而改变原有的境遇,也就是向命运作了勇敢的挑战。
《司马相如列传》保存了汉代一个真实的郎才女貌的爱情故事。司马相如“家贫，无以自业。”但与临邛（成都市邛崃市）令王吉相善。后到富人卓王孙家赴宴，琴挑新寡卓王孙女卓文君，主动出击，终于成功。也是敢于抓住机会，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人。有学者讲《史记》，认为“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原来竟是一个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认为这个故事是《欺骗世人两千多年的爱情神话》，这种观点明显与司马迁的记载不符。
面对挫折敢于发奋图强的人，有改变命运的希望。《范雎蔡泽列传》写战国时范雎、蔡泽两人因为机会好,在秦取得卿相的高位。范雎本是魏国中大夫须贾
门客，因被怀疑通齐卖魏，差点被魏国相国魏齐鞭笞致死，后在郑安平的帮助下，易名张禄，潜随秦国使者王稽入秦。范雎见秦昭王之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范遂被拜为客卿，之后，秦昭王，拜范雎为相。范雎掌权后先羞辱魏使须贾，之后又迫使魏齐自尽。
但是司马迁还指出“如果他们两人不遭到困厄,怎么能激发出他们的奋斗精神呢?”正是因为他们遭遇困厄后,能激励奋发,才能取得成功。类似范、蔡曾经遭遇不幸而发奋图强的,《史记》中还写了伍子胥、虞卿、孙膑、季布、栾布等一批人,他们都经受各种严重挫折，甚至差点失去自己生命。但在挫折面前，冷静面对，经过自己的奋斗，终于改变命运。
《伍子胥列传》写春秋末期的伍子胥，他本是楚国人。因楚平王怀疑太子作乱，于是迁怒于伍子胥之父伍奢和兄长伍尚，将他们骗到郢都杀害，伍子胥只身逃往吴国。伍子胥到吴国后受到阖闾重用，发兵击败楚国，破楚首都郢；子胥掘楚王墓，鞭尸三百，报父兄之仇。司马迁对这些人物都倾注了同情,给予高度的赞赏，并寄寓了自己的身世感慨。
司马迁本人和上述这些人都曾遇到挫折,那么这些人也正是勇于与命运挑战,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另外，司马迁在《史记》里，讥刺迷信妄为的人。秦始皇（见《秦始皇本纪》）派遣齐人方士徐市发动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又使人求仙人不死之药。汉武帝（见《今上本纪》）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方士之欺骗,也当属迷信妄为无疑。
了解司马迁的人生价值取向，开拓我们做人的胸襟。人生就是选择，正确或错误，都影响人生。司马迁三次重要的人生选择，成就他伟大的一生，留下不朽巨著《史记》。司马迁选择写三种主要的人性矛盾，启示我们做有道德的人。司马迁选择写三种人的主要命运，启示我们积极面对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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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史记》的政治价值意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断激励自己，才有了《史记》的横空出世。在刑不上士大夫的西汉时期，士人被处以宫刑乃奇耻大辱，生不如此，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之遗愿，忍辱负重，终究苦心人、天不负，完成了《史记》的宏伟篇章。
近人梁启超赞其为“千古之绝作”，鲁迅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足见《史记》的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史记》，又称《太史公》传，创造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三千年的通史，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史记》内容系统而丰富，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计130篇，52万多字，无论从内容和分量上看，都是我国第一部空前未有的纪传体通史巨著。 《史记》，正如司马迁自己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部至真至美的文学著作。虽然文中带有司马迁个人的主观臆断，但司马迁乃至情至性之人，绝非世俗谄媚之属，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其文章体现的是一种真善美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史记》以创造社会文明的主体——人为中心记载历史，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华文明是在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发展而不懈努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文明成果则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特别是众多杰出人物共同创造的结晶。
因此，对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的记载，是纪录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可或缺的内容。
《史记》所创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其五种体例，本纪、世家、列传基本是人物的专篇，而表与书也反映了大量人物的事迹和活动。而且《史记》所写人物涉及面很广，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倡优，以及农民起义领袖等，凡是活动在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年的历史大舞台上的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详细且真实地记载。这就为全方位地研究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大量具体而生动的资料，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
《史记》真实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人类文明史，是从解决自身的衣、食、住、行开始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每一项创造，都是文明进步的成果。司马迁之前虽然也有许多学者谈及经济问题，但是较为系统地记载社会经济史的专篇，则是由《史记》首创的。
其中《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最为典型，记载经济概况和活动最为具体，详细，两者紧密联系，互为表里，从纵横两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经济活动情况，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可靠资料。
《史记》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这是它至美的一个方面。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家庭，如何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历代统治阶级需要慎重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历来史学家们需要认真考虑和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史记》之前的众多中国古代典籍中，虽然也不乏对少数民族的记载，但只不过是只言片语，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受儒家思想严重，“夷夏之辨”之说盛行。然而司马迁以其卓越的见识、宽广的胸怀，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第一次系统地记载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
《史记》开卷为《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统一部落、草创国家的生动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样一条叙史红线贯穿在《史记》全书中。虽然司马迁关于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说法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第一次打破了种别域殊的内外界限，破除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视各民族为统一不可分的整体，揭示了春秋战国频繁的兼并战争，使各民族不断融合并实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趋势。司马迁提出的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观点，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对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司马迁本着一颗至真至美的心，既不溢美，也不苛求，似一位极其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中，我们看到的是司马迁求真务实的精神，看不到“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形而上学的做法。这也是《史记》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信史的最大原因。
总而言之，《史记》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的丰碑，具有深刻的价值意义，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士的反义词？
士没有反义词，士的意思是
1.古代指未婚的男子。
2.古代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
3.士人：～农工商。
4.军人：～兵。～气。
5.某些国家军人的一级，在尉以下：上～。中～。下～。
6.指某些技术人员：医～。护～。技～。助产～。
7.对人的美称：烈～。勇～。女～。
8.姓。
详细释义
〈名〉
(会意。从一,从十。善于做事情,从一开始,到十结束。本义:古代男子的美称)
同本义
士,事也。——《说文》
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白虎通·爵》
学以居位曰士。——《汉书·食货志》
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后汉书·仲长统传》
士的音序是什么？
士读作shì，音序是:S
有关词语:
谋士 [ móu shì ]旧指善于出主意、献计谋的人。
拔士 [ bá shì ]1.选拔人才。 2.考选士人。谓担任考官。
有识之士 [ yǒu shí zhī shì ]有见识的人；有眼光的人。
拂士 [ bì shì ]足以辅佐君主的贤士。
士绅 [ shì shēn ]绅士。
士卒 [ shì zú ]士兵。
致士 [ zhì shì ]招引贤士。